1963年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那几年家乡连年遭受水灾、旱灾，吃不饱、穿不暖的记忆刻骨铭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党和政府的及时救助，让我初次体会到党的温暖，萌生了长大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心愿。高考制度的恢复，让我看到了学习改变命运的机会。1978年我参加高考，被当时的沈丘师范学校录取，农村娃吃上了商品粮。17岁毕业，我回到家乡，成为一名乡村教师。

我深知，要想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要想在讲台上站稳，打铁还须自身硬。1983年，我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当时的周口教育学院继续学习。那时，我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毕业前夕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我的人生翻开了新的篇章。

从周口教育学院毕业后，我来到了郸城一高。从此开始了披星戴月、早出晚归的高中教学生活。作为一名党员教师，我觉得教好课就是组织交给我的最大任务。教学中我注重分析教材、研究学生、精心备课，尽量把枯燥的数学题讲得生动有趣。学生们非常喜欢我的课，我所教班级学生的数学成绩在年级中总是名列前茅，我所带的第一届高三毕业生就创造了郸城文科史上单班考上大学人数最多的纪录，其中两名同学高考数学还考了满分。此后，我就成了高三“常青树”，从教40年，教了31年高三数学。

其实，这31年，我是一边与病魔进行抗争，一边践行对党的教育事业的忠诚与热爱。

1989年我发现患有肝病，医生让卧床休息或住院治疗。我舍不得孩子们，也离不开课堂，就一边治疗一边坚持工作。前后10年之久，从没耽误学生一节课、一节辅导。

2001年4月，在复查肝病时，我被郑大一附院确诊为肾癌，需切除左肾。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让我一时不知所措。进手术室前，校领导夜里两点起床，冒着大雨来到我的病床前，年逾花甲的退休老校长也带着全家赶到了医院。他们安慰我、鼓励我，看着他们的眼神，病床上的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手术比较成功，出院后，领导来了、同事来了、家长来了、学生来了，他们都期盼着我早日康复重返课堂。当时38岁的我，上有老、下有小，正值事业的黄金时期，心情一度低落到极点。躺在床上，我辗转反侧，寝食难安。“学生们需要我” “我不能躺下”……这些想法在脑海里不断闪现。

从切除一颗肾到现在，我在高三的讲台上一站又是18年，如今已经快到了退休的年龄。但是，只要走上讲台，走到学生们中间，我就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儿。正因为有了爱和坚持，再加上良好的工作环境，这几年我虚弱的身体明显好转，免疫力也显著增强，如果政策、身体允许，真想在讲台上再站20年！

我是一名数学教师，上课是我最好的享受，做题是我最大的愉悦，大家戏称我是郸城一高数学学科的“扫地僧”。我一直在琢磨一件事，那就是如何教好高中数学，如何通过课堂塑造生命、塑造灵魂、塑造人。如今，我的学生分布在全国各地，用所学知识为国家、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2011年以来，我所辅导的学生有200多人考入北大、清华。

成绩的取得，绝不是偶然。前些年过春节时，高三的部分学生不愿离开学校，坚持呆在学校学习。那个时候学校不开伙，周边饭店不营业，寒冬腊月，学生们吃饭成了问题，甚至有个别学生一边看书，一边啃干馍、喝凉水。那段时间里，我全天陪着他们，全家齐上阵，做好饭菜端到教室里，让他们免费吃上热腾腾的饭，体会到过年的感觉。如今，这些学生节假日看望我时，都会说到当年春节吃我家大锅菜时的情景。“张老师家的大锅菜帮助我考上了心仪的大学，走出了农村……”说着说着，一些学生还会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那个时候，我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累并快乐着、苦并幸福着。

今后我一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为党的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争做周口出彩人。（记者 普淑娟 整理）